近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潘安等在《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6月刊发表了关于中国肥胖的系列文章。
半数成人超重或肥胖
文章指出，《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年）》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超过1/2的成年人超重或肥胖，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34.3%和16.4%。
6岁以下儿童中，1/10超重或肥胖，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6~17岁青少年中，近1/5超重或肥胖，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11.1%和7.9%。
作者认为，如果按照我国的诊断标准，我国的肥胖人数可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在儿童和青少年中，男生的超重和肥胖率高于女生。在成年人中，此前男士中的超重和肥胖率低于女士，但近年来这种性别差距逐渐缩小甚至已经逆转。
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的超重和肥胖率升高速度比城市更快，超重、肥胖率的城乡差距在逐渐缩小。
在我国，社会经济状况较高的人群中超重肥胖率也较高。在男士中，教育水平越高，超重肥胖率也越高，但女士中情况相反。
过去40年期间，我国的超重和肥胖率快速上升，我国居民的体重指数、腰围均在逐渐增加。
基于前瞻性队列研究的证据表明，超重和肥胖与心血管病、2型糖尿病、癌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早死风险增加密切相关。
肥胖是很难处理的社会问题
作者指出，肥胖既是一种慢性、复发性、渐进性的医学问题，也是一种很难处理的社会问题。
中国肥胖人群层面的决定因素和个体层面的危险因素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可以认为肥胖是由于饮食、身体活动、遗传倾向等个人因素导致热量过剩的结果。
然而，个体层面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致胖环境因素（城市化进程、城市规划、食物体系和环境）和经济、社会、*治因素等系统动力（经济发展、社会规范、导致肥胖率上升的*策）来驱动的。
例如，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容易获得便宜、可口但不健康的食物，包括含糖饮料和营养价值低、高热量的加工食物。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买得起汽车、家用电器、省力的机器、电子娱乐设备等，但同时也容易形成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学习成绩的期望和校园里的强烈竞争，导致孩子的作业负担非常重，而这与儿童肥胖密切相关。
另外，在中国，肥胖并不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慢性疾病，因此目前其临床管理并未正式纳入国家的三级医疗系统。
在环境驱动因素方面，城市的扩张打造了国人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农村的重体力活被机械和服务行业的低强度体力活动所替代了。
另外，在城市消费上，餐馆、包装食物制造业、零售行业的快速现代化，促使外出吃饭非常普遍，人们摄入更多的超加工食物和饮料。
建筑物、道路、公园、交通基础设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环境通过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娱乐，也会带来肥胖风险。
个人层面的危险因素是临床上管理肥胖的重要目标，但过去几十年国人的生活方式已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个体层面上，影响超重和肥胖的主要因素是饮食和运动。
过去国人主要吃以粗粮和蔬菜为主的植物性饮食，现在已经逐渐转化为偏西式的饮食模式，动物来源的食物、细粮及深度加工的高糖、高脂食物吃得越来越多。
国人的身体活动水平不断下降，缺乏运动和久坐不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另外，遗传易感性、睡眠情况、社会心理压力、致胖的化学物品暴露、早期的不良因素暴露等，也是影响肥胖的因素。
作者提到，睡眠不足是国人肥胖的一个因素。年数据显示，我国55%以上的3~17岁青少年儿童睡眠不足，5.5%的青年人睡眠不足，11.9%的中年人睡眠不足（每天7小时）。
肥胖的评估和治疗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建议，超重和肥胖分为4期：
0期：超重，没有相关亚临床情况（例如高尿酸血症、糖尿病前期）或疾病；
1期：超重，至少有1个相关亚临床情况；或肥胖，有或无任何相关亚临床情况；
2期：超重或肥胖，至少有1个轻至中度超重或肥胖相关疾病；
3期：超重或肥胖，至少有1个重度超重或肥胖相关疾病。
肥胖的临床管理主要有三个方面：生活方式干预、减肥药物、减重手术。
作者指出，生活方式干预是减重的一线治疗，但目前没有适合中国人群的标准化方案。
另一方面，在我国批准上市的减肥药物很少，而且国人对于减肥药物和减重手术等非生活方式干预手段的接受度较低。
生活方式干预、减肥药物和减重手术在中国人群中的证据也较弱，亟需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来建立肥胖治疗的中国标准。
作者认为，肥胖控制和体重管理应该被纳入已有的三级医疗体系、医学教育和培训项目中。
作者也指出，我国的肥胖临床管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制定了一些肥胖防控指南和共识声明。
在临床指南中，肥胖已经被认为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临床状况，肥胖管理的主要目标不再局限于减重，同时也包括管理合并症和改善整体健康状态。另外，对于重度肥胖或有相关合并症的肥胖患者，指南建议进行减重手术。
来源：中国循环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