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通过他们的遗骸讲述故事。
美联社照片/弗朗切斯科-贝利尼几千年来，人们一直与传染病共存，文化与生物学相互影响。夏洛特-罗伯茨博士考古学教授杜伦大学引言人们经常将COVID-19与之前的大流行病进行比较，如年的流感大流行、黑死病鼠疫（-年）、查士丁尼鼠疫（-年），但这些大流行病在考古学家看来并不久远。我们习惯于思考几个世纪甚至千年前的人。直接在骨骼上发现的证据表明，传染病从人类诞生之初就一直伴随着我们。
像我们这样的生物考古学家通过分析骨骼来揭示传染病在古代是如何起源和传播的。这些圆形病变是梅毒的病征。/夏洛特-罗伯茨早期人们的社会行为是如何让疾病滋生的？人们是如何照顾病人的？个人和整个社会是如何改变行为来保护自己和他人的？了解这些情况或许有助于科学家们理解COVID-19为何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以及在下一次大流行之前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关于很久以前疾病的线索生物考古学家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情，尤其是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早期文化？即使在有文字的社会中，贫穷和边缘化的人群也很少有文字记载。在大多数考古环境中，我们祖先留下的只有骨骼。
结核病在脊柱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夏洛特-罗伯茨对于某些传染病，如梅毒、肺结核和麻风病，骨骼上痕迹的位置、特征和分布可以作为感染的独特“病征”指标。不过，大多数疾病的骨骼迹象都是非特异性的，也就是说，今天的生物考古学家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生病了，但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有些疾病根本不会影响骨骼，包括鼠疫和HIV、COVID-19等病毒感染。而快速致死的疾病则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受害者的骨骼上留下痕迹。为了在明显的骨骼变化之外发现特定疾病的证据，生物考古学家使用了多种方法，通常还需要遗传学家或寄生虫学家等其他专家的帮助。例如，通过分析从坟墓中收集的骨盆周围的土壤，可以发现肠道寄生虫的残骸，如绦虫和圆虫。基因分析还可以确定仍然附着在古代骨骼和牙齿上的传染性病原体的DNA。生物考古学家还可以根据青少年牙齿和骨骼的发育程度，或成年人骨骼在其一生中的退化程度，来推算其死亡年龄。然后，人口学家可以帮助我们绘制在流行病中死亡的人群的年龄分布图。大多数传染病对免疫系统最薄弱的人群影响尤为严重，通常是非常年轻和非常年老的人群。例如，黑死病是不分青红皂白的；14世纪的墓葬坑中有典型的年龄分布，我们知道这不是黑死病受害者的墓地。相比之下，年的流感大流行则不同寻常，因为它对那些免疫系统最强大的人，也就是健康的青壮年打击最大。如今，COVID-19也为那些最有可能死于该疾病的人留下了可识别的特征，其目标人群是老年人、易受伤害的人群和特定的种族群体。
地面穿透雷达显示了澳大利亚瑟堡（Cherbourg）小型原住民定居点的乱葬坑，那里的人中有人在-年的流感大流行中丧生，约90人死亡。/凯尔西-洛我们可以通过祖先的遗骸发现过去有哪些传染病，但这对我们了解传染病的起源和进化有什么帮助呢？考古线索可以帮助研究人员重建社会经济组织、环境和技术的方方面面。我们还可以研究这些风险因素的变化是如何导致疾病在不同时期、世界不同地区甚至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人们之间发生变化的。
传染病如何获得立足之地
人类生物学以复杂的方式影响着文化。文化也会影响生物学，尽管我们的身体很难跟上文化的快速变化。例如，在20世纪，高度加工的快餐取代了许多人更为均衡和健康的饮食。由于人体的进化和设计是为了适应不同的世界，这种饮食习惯的改变导致了糖尿病、心脏病和肥胖症等疾病的增加。从古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采用了农耕。大约从1.2万年前开始，农业在世界各地独立出现。在此之前，人类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狗是他们唯一的动物伙伴。他们非常活跃，饮食均衡多样，高蛋白、高纤维、低热量、低脂肪。这些小群体在狩猎野生动物和偶尔相互争斗的过程中经历了寄生虫、细菌感染和受伤。他们还不得不面对牙齿问题，包括极度磨损、牙菌斑和牙周病。
埋葬在英格兰罗马温彻斯特的人的小腿骨骨折愈合。/夏洛特-罗伯茨不过，狩猎采集者不需要担心的一件事是烈性传染病，这种疾病可以在一个大的地理区域内迅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像流感病毒这样的病原体无法有效传播，甚至无法在流动性强、与社会隔绝的小规模人群中维持。农业的出现使更多的人定居下来，就近居住。新的疾病在这种新的环境中得以滋生。在向农业过渡的过程中，儿童死亡率很高，大约有30%或更多的儿童在5岁前死亡。在数百万年的进化史上，不同种类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第一次成为了亲密的邻居。一旦人们开始与新驯化的动物生活在一起，他们就被带入了一组新疾病--人畜共患病--的生命周期中，这些疾病以前仅限于野生动物，但现在可能会跳到人类身上。再加上卫生条件差、饮食不均衡，以及通过移民和贸易（尤其是城市社区之间的贸易）增加了远距离社区之间的联系，传染病首次得以流行。
疾病全球化人类历史上后来发生的事件也导致了与疾病有关的重大流行病学转变。一万多年来，欧洲、中东和亚洲的人们与当地环境中的特定人畜共患病一起进化。人们接触的动物因地而异。当人们长期与特定的动物物种生活在一起时，就会形成一种共生关系--以及对当地人畜共患病的免疫抵抗力。在现代历史的初期，来自欧洲帝国的人们也开始了全球旅行，他们带来了一系列“旧世界”的疾病，这些疾病对那些没有与他们共同进化的群体来说是毁灭性的。澳大利亚、太平洋和美洲的原住民对这些新病原体并不熟悉。没有免疫力，一场又一场的流行病肆虐着这些群体。死亡率估计在60-90%之间。
这个多年前生活在秘鲁的人的头骨上有手术痕迹，可能是为了治疗头部伤口。对骸骨、木乃伊和其他古人类遗骸中疾病的研究在重建大流行病的起源和演变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项工作也提供了同情和关爱的证据，包括医疗干预措施，如穿刺、牙科、截肢和假肢、草药和手术器械。其他证据表明，人们常常竭尽全力保护他人和自己免受疾病的侵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或许是英国的埃亚姆村，年，该村做出了自我牺牲的决定，将自己隔离起来，以防止瘟疫从伦敦进一步扩散。
19世纪末，巴西圣保罗的一家结核病疗养院。/惠康收藏在其他时代，肺结核病人被安置在疗养院，麻医院，或被隔离在岛屿或偏远地区，城市居民在瘟疫来临时逃离城市。当世界面临着一场大流行病时，考古和历史记录提醒我们，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与传染病共存。病原体帮助塑造了人类文明，人类在面对这种危机时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