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强奸法案在过去年间都未曾改变。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是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在接受专访时说的话。
年，伊藤诗织还在纽约修读新闻和摄影专业，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学生。就是在那间酒吧，她认识了时任TBS华盛顿分局局长的山口敬之。身为新闻界前辈的山口告诉她，TBS华盛顿分局一直在找实习生，有意愿可以随时与他联系。
2年后，伊藤即将毕业，给一些媒体人士发邮件询问工作机会，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随即以讨论工作及签证为由，约伊藤见面聊。
那一天，是年4月3日，伊藤诗织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噩梦发生的日期。性侵事件发生5天后，伊藤转到警察局报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过任何关于性侵后如何处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现侵犯案件事发经过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创伤。
在日本，想要将性暴力诉诸法律相当困难。如果你在遇到强暴时没有大声呼救、让对方对你施暴留下伤痕来证明性行为是非自愿的，在法律认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关于性侵的法律还是在年明治时代制定的，并且长达一个世纪没有任何修订。
一年之后，检察官判定证据不足，不起诉。后来她才知道，山口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写过基本自传。
伊藤诗织决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几乎从来不做的事情：她毫无保留地说出了一切，甚至写了一本书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对性侵话题的沉默。
随之而来，是千万人对“不完美受害者”的荡妇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个强奸案的受害者会公开自己的身份，觉得她一定是“靠睡觉上位的女子”、在给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压力，即使提起刑事诉讼被驳回，也在积极准备民事诉讼材料，并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虽然山口没有受到应有惩罚，但伊藤诗织最终改变了国家。年不曾改变的日本《强奸法案》，法定最低量刑从3年增至5年。在此之前，日本强奸的最低刑期短于盗窃。
伊藤是勇敢的，更多受害人自己默默承受内心的坍塌，有的人以死解脱，如台湾作家林奕含；有的人自我厌弃，如美国作家罗克珊·盖伊。
罗克珊写过一本书，叫《饥饿：我的身体回忆录》，今天我们想和你分享。书名看起来像减肥日记，但它偏偏是一本忏悔录，作者会告诉你她的亲身经历，将自己最为丑陋、最为软弱、最为赤裸的部分袒露给你看。
“超级病态肥胖症”患者的破碎人生
我的身体有多不正常？让我先告诉你几个数字吧。
你知道我有多高吗？6英尺3英寸，大概1米9。你也许会惊叹，我是一个女巨人。可你知道我最胖的时候有多重吗？磅，差不多斤。
医院得知磅这个天文数字时，我感到脸庞火辣辣地疼。那时我快要30岁了，父亲站在我身旁，揣着块美金，打算为我做“胃旁路手术”。如果你看到我庞大的身体，我想你会和很多人一样，立刻产生很多联想。你会取笑我说：哦，我知道这个肥婆为什么会这样——暴饮暴食，懒惰如猪。
不，你并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分裂成两部分的。不是整齐的分裂，而是带着一种痛苦的、混杂着血与肉的撕裂感。你不知道我人生的“之前”与“之后”：在我变胖之前，在我变胖之后；在我被强暴之前，在我被强暴之后。
12岁之前的我，生在一个富足、体面、信奉天主教的黑人家庭，过着几乎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是遥远的过去，被保护的、安稳的过去，“正常”的过去。
我是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该知道该如何开始讲述那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对我做这件事的，是一个我在12岁时自以为深爱着的男孩。就叫他克里斯多夫吧，我不愿说出他的真名。12岁的我迷恋他、崇拜他，每天放学后和他出去“约会”，一切言听计从，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我从来不对他说“不”，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他忽然带我骑车去了一片无人的小树林。我们在一座废弃的木屋前停下来，我尾随他走了进去。屋子里站着好几个人，似乎是他的朋友。他们嬉笑着，上下打量着我。我听克里斯多夫对他们大声谈论我，炫耀他如何和我亲热……我站在那里，无地自容，那些我和他之间的秘密，为何会这样被公之于众。
他的朋友露出一种兴奋的深情，大声起哄。我开始害怕了，但一切都太晚了，克里斯多夫向我冲过来，当这一群人的面强暴了我。我哭着求他停下来，伴随疼痛和羞辱，他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
我只记得，过了很久很久，他从我身上站了起来，我看到其他陌生的男孩再次趴到我身上……
我的身体是我的堡垒，也是我的牢笼
那天，我独自推着自行车回家，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在父母眼里，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天主教徒，我得假装自己还是他们熟悉的那个乖乖女。
可我自己知道，我已经不是了。我的身体已经被毁，破碎、麻痹、恐惧至极。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
如今我知道我错了，如果当时我能将它说出，我的父母可以安慰我、拯救我，他们会为我找回公道。但即使时光倒流到12岁，那时的我或许仍然开不了口。
在我被强暴的夏天，我们跟随父亲搬到了另一个州。那里没有人知道小木屋的事，但树林里的那个噩梦每天都在纠缠我。我假装自己还是个乖巧的孩子，可这种假装让我疲倦。转眼之间，我的家庭、我的信仰、包括我自己，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被抽走了。
于是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食物。食物救了我，为我提供最直接的救赎。当我得不到安慰的时候，食物可以安慰我，给我方便而短暂的快乐。
可我还想要更多的安慰，我需要更多的食物。
13岁，我进入寄宿学校，突然失去了母亲对我饮食上的管控。从中学到高中，我没有一个朋友。除去食物，我只能在阅读和写作中找到安慰。我不停读，不停写，写下的大多是一些黑暗暴力的故事。除此之外，吃是最快乐的事情。我的饥饿是填不满的黑洞，因为我想要无穷无尽的安慰。渐渐地我发胖了，高中结束那年，我的体重增长了整整磅。
当我的身体像一只巨艇那样大，我反倒觉得安全了。当然，你知道发胖是很累的，臃肿而笨重，同时感受到别人异样的目光。
这身体是我的堡垒，同时也是我的牢笼。
为了停止12岁以后在我身上无限增长的破碎感，我亲手打造了这座牢笼。
后来，我考进了耶鲁的戏剧系，开始了混乱的大学生活。父母劝我减肥，大一结束的暑假，他们监督我实行流质饮食减肥法，每天只喝5杯口感粗糙的奶昔，我的确也因此瘦了40磅。但大二开学后不久，我的身体再次失控。我不停地吃，直到感觉不到自己在吃，知道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
只有在父母的逼迫下，我才漫不经心地尝试减肥。临近大三开学前几周，我离家出走了，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去哪儿。为了逃避病态的生活，我飞去了旧金山，过起了一种……堕落的生活。一个常青藤高材生，做了一名性爱公司全夜班的电话援交女郎，只要待在工位上接电话就好。
这段迷失的时间，我越来越胖，我允许自己和不同的陌生男人约会，既然身体被伤害过了，那么再伤害几次又如何？我开始和女人约会，天真地以为女人比男人更“安全”，但实际见面却发觉对方只是一个陌生人。
我一无所有，糟糕透顶，直到父亲用一张机票打救我回家。
我还没痊愈，但我相信会有痊愈的一天
结束迷失时间的那一年，我20岁，但我时常感到自己仍然只有12岁。我想过独立的生活，换过许多奇奇怪怪的工作，但我很快意识到，没有大学文凭，我一辈子只能做这类卑微的工作。
我忽然明确心中的理想职业是什么——大学创意写作教授。它体面，不会被人看不起，而我也热爱写作。于是，我重新申请了大学。
生活渐渐步入正轨，我还是忘不了、逃不脱这个身体。20多岁的我，穿着42码的男士服装。其实，谁会比我自己更清楚肥胖的滋味？肥胖让身体失去性别，总是被误认为是彪形大汉，被路上无聊男人谩骂。肥胖让它失去空间，无法挤进飞机座位、餐馆座位、电影院座位。
真讽刺，我的身体越大，我的世界便越小。瘦是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本。我无数次为自己的软弱、无法控制自己而可耻，这种耻辱感伴随了我二十余年。
年，我在家中感到胃痛，于是就地躺下，却突然发现左脚疼痛难忍。我不小心把脚踝摔断了，这是肥胖认识最担心的事情之一。
医院，踝骨摔碎了，得进行手术。住院的十几天，我再一次赤裸裸地感受到这身体的脆弱和无助。医院探望我，给我送各式各样的礼物，鼓励我。它们忽然间包围着我，让我看清一件一直不敢承认的事情：我也是被爱的、被挂念的，如果我死了，有一群人会为我难过。
我有什么理由毁灭自己？
如今我已经40多岁，直到这个年纪，我才开始真正接纳自己。我依然是肥胖症患者，但我开始欣赏自己，一个善良、幽默、浪漫、疯狂的怪胎。
年纪渐大之后，我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如果要归纳我的前半生，很简单：我是性侵幸存者，得了贪食症，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超级病态肥胖症患者。但我自己的版本却是这样：我渴望爱与陪伴，可我成了受害者，于是渴望更多——我感到饥饿，我不知道如何战胜它。
我越发感到人生是对欲望的一场追逐。我们感到饥饿，不停地想要得到一些东西，抓住一些东西。我们是怎样盲目地追逐欲望啊。但欲望不一定是洪水猛兽，自我厌弃才是。
我尚未痊愈，但我相信痊愈的那一天终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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